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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善洲同志生平簡介以及先進事跡材料

發布時間:2011-04-28 14:22:02  共訪問:2360次


楊善洲同志生平簡介

   

  

  楊善洲同志

   

  原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書記

  楊善洲(1927—2010),男,漢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縣人,1927年1月生,1951年5月參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楊善洲同志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屆省委委員,云南省第五、第六屆人大代表,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1988年6月離休。中國共產黨黨員。

  楊善洲同志1951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區、縣主要領導,擔任地委領導近20年,工作35年來,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色,廉潔奉公、全心為民,勤奮工作,為保山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6年6月,楊善洲同志退休以后,主動放棄進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機會,扎根施甸縣大亮山興辦林場,一干便是20個春秋,帶領大家植樹造林7萬多畝,林場林木覆蓋率達87%以上,把昔日的荒山禿嶺變成了生機勃勃的綠色天地,使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修建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設了4公里多的輸電線路,使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農戶,通電通路。

  1991年6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1999年8月被全國綠化委員會授予“全國十大綠化標兵”提名獎;2000年12月被全國環保總局授予“全國環境保護杰出貢獻者”;2002年被評為全省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2004年10月被評為全國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

  2010年5月5日,楊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為他頒發的20萬元特別貢獻獎中的10萬元捐贈給保山第一中學,另外10萬元將捐贈給大亮山林場。

  楊善洲同志于2010年10月10日15時8分因病醫治無效,在云南省保山市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3歲。

  

  (來源:人民網云南頻道)

  

  

  

  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跡材料

   

  堅守信念綠染大亮山
——記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上)
云南日報記者 程三娟

   

  

  楊善洲老人(資料圖片)  新華社發

   

  人們真正體會到楊善洲造林之舉的功德無量是在這場百年一遇的旱災中。

  2010年春天,已持續半年的干旱讓云南很多地方群眾的飲水變得異常困難,施甸縣大亮山附近群眾家里的水管卻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們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場。近些年,隨著大亮山植被狀況明顯改善,山林的水源涵養功效得以很好發揮,附近村委會架起水管,將泉水從林場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戶,村民再也不用為吃水犯愁。受曠日持久的干旱影響,水管里的流水較之以往細小了很多,但足以讓附近的村民心滿意足,也讓他們對楊善洲的功勞更加念念不忘:“多虧了老書記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現在會是什么樣子。”

  1988年3月,61歲的楊善洲從保山地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休,婉拒了時任省委書記普朝柱勸其搬至昆明安度晚年的邀請,執意選擇回到家鄉施甸縣種樹。20多年過去了,曾經山禿水枯的大亮山完全變了模樣:森林郁郁蔥蔥,溪流四季不斷;林下山珍遍地,枝頭鶯鳴燕歌……

  一位地委書記,為何退休后選擇到異常艱苦的地方去種樹?植樹造林20余年,他都遇到了哪些困難和挑戰?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撐著他讓夕陽人生散發出炫目的光彩?

  

  “給鄉親的承諾總得兌現”

  

  “擔任地委領導期間,有鄉親不止一次找上門,讓我為家鄉辦點事情。我是保山地區的書記,哪能光想著自己的家鄉,但畢竟心里過意不去呀,是家鄉養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們承諾,等退休后,一定幫家鄉辦點實事。”關于種樹,年逾八旬的楊善洲這樣解釋。

  為了實現“幫家鄉辦點實事”的承諾,楊善洲把目光鎖定在施甸縣城東南44公里處的大亮山。楊善洲的家鄉就在大亮山腳下的姚關鎮陡坡村,兒時,母親常帶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藥等到集市上賣。原來這里林木參天,當年大煉鋼鐵時大量砍伐樹木,后來當地貧困農民又大規模毀林開荒,原本翠綠的大亮山變得山禿水枯,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周邊十幾個村寨陷入了“一人種一畝,三畝吃不飽”的困難境地。“再這么下去,子孫后代的日子可怎么過?”楊善洲憂心忡忡。

  退休前,楊善洲到大亮山實地考察,家鄉的人聽說他要回來種樹就勸他:“你到別處去種吧,這地方連野櫻桃樹和杞木樹都不長。”然而,他還是來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帶著一顆赤子之心回來了。退休當天,楊善洲背起鋪蓋,趕到了離大亮山最近的黃泥溝。翌日,大亮山國社聯營林場正式掛牌成立,那天,他們人挑馬馱把糧食、行李搬到離公路14公里遠的打水桿坪子,臨時搭建了一個簡易棚安營扎寨。深夜,狂風四起,棚子被掀翻,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幾個人只好鉆到馬鞍下,躲過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就這樣,楊善洲帶著縣里抽調的幾個同志開始了艱苦創業。

  很多年之后,人們都還記得楊善洲初上大亮山時的情景。那時他住在用樹杈搭起的窩棚里,腳上穿著草鞋,儼然是一個放牧的老人。后來,得益于省里的資金支持,林場終于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楊善洲和工人們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當他們用磚瓦平房取代油毛氈房時,破敗不堪的油毛氈房已被四周的綠蔭所掩蓋。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給樹修枝時,楊善洲不幸踩著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執意爬上了大亮山。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拐杖了。

  2009年4月,楊善洲把自己用20年時間辛苦創辦的大亮山林場的經營管理權,正式無償移交給施甸縣林業局。有人算過一筆賬:大亮山林場共占地7.2萬畝,其中5.8萬畝華山松中有3萬畝已郁閉成林,按1畝地種200棵樹,一棵樹按最低價30元計算,大亮山林場的活立木蓄積量價值已經超過3億元。

  這就是一位老地委書記幫家鄉辦的實事。

   

  “沒錢買苗木,只好去街上撿果核”

   

  在楊善洲最早種樹的山坡上,我們看到了一些造型優美的大樹,很像巨型盆景。“盆景要是能長這么大就好了。”我和當地宣傳部的同志開玩笑說。“算你說對了,這些樹還真是盆景移栽過來的。”他們應道。啊?我驚訝地張大了嘴巴。

  要把大亮山變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樹苗,可沒有資金去哪弄樹苗呢?楊善洲可謂絞盡了腦汁。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每天和林工們帶上工具,到處尋找樹苗。樹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時種下的幾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種到大亮山上。這些原來擺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銀杏,從此在山上盡情地汲取雨露和養分,自由自在地生長,如今這些庭院花木都已經成為挺拔的大樹,成為裝點大亮山的一抹別致的色彩。

  最讓人震撼的還不是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楊善洲從街上撿回來的果核,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大片繁茂的樹林。

  “當時沒錢買苗木,怎么辦呢,只好去街上撿果核。”拄著拐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種樹的地方,楊善洲指著一大片林子說。在資金極其短缺的創業之初,撿果核育苗栽種成為楊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徑。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馬路上撿別人隨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裝好,積少成多后便用馬馱到山上。

  原地委書記到大街上撿別人扔掉的果核,這在當時成為轟動保山地區的新聞。可是楊善洲不在乎,林場資金緊,省一個是一個。“可你是地委書記啊,在大街上撿別人吃剩的果核,大家會怎么想?”有人開導他。“那是他們的事,不花錢就能弄到種子,我覺得沒有什么不好。”他說。

  一次在街上撿果核時,楊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個小伙子的自行車上,小伙子大發雷霆,沖著老人破口大罵。旁邊有人趕緊過來把小伙子拉到一邊,告訴他那位老人就是原來的地委書記。小伙子頓時傻了,他怎么都不會想到這個毫不起眼的在他看來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會當過那么大的官。楊善洲卻絲毫不理會旁邊發生的一切,依然低著頭自顧自地撿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陽花市是保山的傳統節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節。每每這個時候,楊善洲就會發動全場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撿果核。如今一個個小小的果核,都已在歲月輪回中演變成為一棵棵枝繁葉茂的果樹。

  “正是因為有老書記帶著干,我們才能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中一步步挺了過來。”林場的工人說。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楊善洲頭發只是灰黑,如今卻已滿頭飄雪……

   

  “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場帶給當地群眾的好處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顯現和顯著起來。

  創辦林場之初,省林業廳、財政廳給大亮山林場撥付了100多萬元,對楊善洲造林之舉給予支持。當時,需要用錢的地方實在太多,慎重考慮后,楊善洲用這筆錢在大亮山修了一條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起了5公里長的高壓線,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并擠出7萬元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電。通路、通電為植樹造林奠定了基礎,也大大推動了當地群眾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場最顯著的社會效益表現在有效解決了當地群眾的人畜飲水難題。場長董繼軍告訴我們:“林場現在承擔著3個鄉鎮11個村委會70個村民小組2.5萬人的飲水供給任務和兩個糖廠的蔗區灌溉任務。”

  我們來到了距離大亮山林場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就出生在這里。“新中國成立前,因為飲水太困難,這里的村民婚喪嫁娶,用水都要納入人情簿子。”老書記說。可是,走家串戶后,我實在難以相信這個地方曾經飲水困難到那種程度,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各家各戶都通了自來水管,擰開開關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場采取的是“國社合作”營運模式,即由村社集體為單位出林地,由國家進行植樹造林,產生的經濟利潤按一定比例雙方分成。“這些年,大亮山林場都只是進行撫育型間伐,帶給當地老百姓的經濟效益不是很明顯。2006年到2008年,林場共支付給村集體4萬多元的分紅。”董繼軍說。2006年,林場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廠,加工撫育間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間,林場共支付給當地村民間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勞務費超過了36萬元。

  不久前,施甸縣政府用大亮山林場做抵押,貸款1.7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其中1億元已經支付到位。

  發端于大亮山林場的植樹造林熱情還波及到了更廣的范圍:“這些年,感覺整個施甸縣的植樹造林熱情都在上漲。”穿行在林海中,縣委宣傳部的同志感慨地說。我們從林業部門了解到這樣一組數據:1988年施甸縣的森林覆蓋率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擔任大亮山林場義務承包人的20年間,楊善洲接受的唯一報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補助,1996年,隨著物價上漲,林場將補助標準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為楊善洲頒發特別貢獻獎,并給予一次性獎勵20萬元。今年5月,楊善洲將其中的10萬元捐給了保山一中,6萬元捐給了林場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設。

  “我只是在盡一名黨員的職責,只要活著,我就有義務和責任幫群眾辦實事。”楊善洲說,“實在干不動了,只好把林場交還給國家,但這不是說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還是要接著幫老百姓辦,共產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窮盡一生書寫為民情
——記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下)
云南日報記者  程三娟

   

  采訪期間,記者聽說了一件事:楊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進門以后,一心撲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沒有時間去過妻子家。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關去趕街,看到一輛汽車從街上過時聽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見面的女婿打個招呼,可一晃車子就直奔鄉下去了。直到臨終前,老人都沒再見過自己的女婿楊善洲……

  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會“無情”和忘我到這種地步?從1955年任施甸區區委書記到1988年從保山地委書記崗位上退休,30多年的時間,他都在忙些什么?

  與楊善洲謀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著一件灰色的舊卡基布中山裝,坐在一張棗紅色的老式木沙發上。那一刻,讓人感覺像是穿越時空,回到那久遠的年代……

  

  “每次下鄉,他都把鋤頭帶在身邊”

   

  1965年的一天,一個頭戴竹葉帽、腳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現在施甸縣某人民公社,打聽公社領導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來了個老農,而領導正準備接待縣委書記,就隨口打發說領導不在。來人一聽沒作聲,轉身就去村子里面轉悠了。過了約定好的時間,公社領導仍然沒見到縣委書記,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是接待員把縣委書記當成老農給打發走了。這位縣委書記就是楊善洲。

  做過9年石匠、工農干部出身的楊善洲,當了保山地委書記,依然保持著淳樸的農民本色。他臉色黝黑,雙手老繭,和農民一起鋤田、栽秧,走家串戶體察農民的困苦,給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給困難戶力所能及的幫助,下鄉不給農民添負擔,從來都自掏飯錢……

  “每次下鄉,他都把鋤頭帶在身邊。”給楊善洲擔任秘書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楊善洲時常和農民群眾一起下地干活。“那時他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基層,每天天不亮,我們就出了地委大門,天黑之后才回來。地委開會都在晚上。”祝正光說,“書記一直認為,與農民  群眾一起勞動是了解基層、了解農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農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況最真實。”

  1980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總書記提前抵達,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橋公社去通知地委書記楊善洲,到了公社才發現,他正在田里頭和農民一起插秧,褲腿挽到了膝蓋上,貓著腰只顧忙碌,聽到工作人員的喊聲,他才回過神來,趕緊拔腿往回跑。“楊書記是換了衣服才去見胡耀邦總書記的,可他和農民一起插秧的事還是傳到了總書記的耳朵里。總書記感嘆說像楊善洲這么樸實的地委書記還真不多見。”祝正光說。

  在楊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馬虎不得。1988年,當時駐板橋漢莊的地委工作組接到板橋鎮宗家山村楊春蘭老人的申訴。老人去賣豬,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豬,并扯著老人來到了地委工作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組負責處理此事的人輕信了對方的話,責令楊春蘭立即將豬送還給對方,并罰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組。楊善洲得知此事后,馬上責成工作組與地委信訪辦公室的干部進行調查核實,并要求將處理結果報告他本人。經過認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來楊春蘭所賣的豬是別人偷了轉賣給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們處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馬虎行事,不能傷了群眾的心。”事后,工作組專門派人當面向楊春蘭道歉,并賠還所收的罰款。

  “老書記12歲失去父親,陪著母親艱難度日,從小就深深地體味到身為一個農民的諸多難處。因此他處處從農民的角度去理解農民,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民’,并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官’,這使他與父老鄉親始終保持著一種水乳交融的緊密聯系。”在楊善洲身邊工作過8年的保山日報記者蘇加祥這樣解讀這位“農民式”的地委書記。

  

  “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

   

  我們來到了施甸縣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的老家。這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較之于周圍的院落,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我們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為了事業和理想顧不了家60多年的歲月里,這位叫張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擔起了家庭的全部責任。

  楊老家現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兒、孫子、重孫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孫子攢夠錢新建蓋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楊善洲常年顧不得回家的歲月里,這家人曾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處漏雨,全家老小實在無法在屋里居住。張玉珍沒辦法,專程跑去找楊善洲,叫他無論如何想辦法拿點錢給家里修房子。楊善洲聽了,久久無語,掏出身上僅有的30元錢交給妻子說:“你先拿這30元錢回去,買幾個瓦盆接一下漏雨,暫時艱苦一下。”張玉珍接過30元錢,含著淚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訴孩子們:你們的父親確實沒辦法,他很窮,我們以后再也不能去給他添麻煩了,家里的日子我們先湊合著過吧。

  1995年,楊善洲已經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種樹。出于楊善洲進城給林場辦事住宿方便的考慮,全家想方設法借了5萬多元錢在施甸縣城的附近買了一塊地,勉強蓋起了一間房子。房子是蓋起來了,但這5萬元的債怎么還?張玉珍專門找到楊善洲:能不能湊點錢還還賬?楊善洲東拼西湊拿出了9600元,“你一輩子就攢了這么點錢?”老伴問。楊善洲擺了擺手:“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看著老伴無奈的神色,張玉珍只好又一次含著淚水回到老家,把剛剛蓋起還沒來得及住的房子賣了。

  楊善洲的大女兒楊會菊向我們講述了另一件更讓人心酸的事。她3歲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燒昏迷,奶奶和媽媽急得頂著暴雨爬山路連夜趕往施甸縣城。山路崎嶇不平,路過一個山崖的時候,奶奶因走路慌亂而失腳,身子往山崖下傾倒,母親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掛在了一蓬枯藤上……回憶起昔日的艱難,年近花甲的楊會菊含著淚水,輕輕地撫摸著母親的手說:“父親不容易,我媽更不容易啊!”

  楊善洲的小女兒楊會芹回憶說:“我8歲時,第一次見到了父親。當時因為奶奶病重,父親趕回家來送藥。母親對我說,這是你爸爸,趕快叫啊,我卻害怕地躲開了。”

  楊善洲退休后,組織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萬分,以為終于可以與在外忙了幾十年的父親共享天倫之樂了,不曾料想,他卻一頭扎進了家鄉的荒山……

   

  “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一個老地委書記的妻子和家人怎么會在農村?從大柳水村出來后,這個疑問一直在我心頭縈繞。

  “是老書記自己不讓辦‘農轉非’。”熟悉情況的人解釋。1964年,楊善洲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時,組織上提出把他愛人轉為城鎮戶口,他謝絕了;1978年,上級組織部門有個通知,地、師級干部,家在農村的妻子、母親、不滿16歲的子女可以轉為城市戶口。當時,楊善洲家除大女兒外,都符合進城的條件。當組織部門將他家“農轉非農業人口”的報告打上去時,他堅決要求撤銷報告。他說:“身為領導干部,我應該帶個好頭。我相信我們的農村能建設好,我們全家都樂意和8億農民同甘共苦建設家鄉。”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許范圍內的照顧也不給家人享受,楊善洲做過的類似事情數不勝數。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區中專生招考張榜處,有個18歲的姑娘眼睛睜得大大的在榜上尋找了無數遍,還是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楊善洲過來拍拍自己小女兒楊會芹的肩頭說:“別難過,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還考不上你能給我安排個工作嗎?”女兒可憐巴巴地問。楊善洲緊鎖眉頭,嚴肅地看著女兒:“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1986年,姚關鄉的一位副鄉長在楊善洲家看到老書記的老伴和女兒們正在吃包谷飯,得知老書記家里的糧食不夠吃只好用包谷摻在飯里時,這位副鄉長流淚了,當即讓鄉民政給老書記家里拉去了兩袋救 濟糧。楊善洲知道后,批評了他:“好多人家連包谷飯都吃不上呢,接濟要接濟比我們更困難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將送來的糧食退了回去。這一類的故事至今仍在當地群眾中廣為流傳。

  隆陽區芒寬鄉現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鄉,全鄉的咖啡連片種植面積超過萬畝。可在30年前,這里的咖啡樹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種植產業的長足發展是在楊善洲走進芒寬田間地頭,鼓勵群眾大力發展咖啡種植之后發生的。1980年10月,楊善洲到了潞江壩的芒寬公社。他聽說新光大隊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員,種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戶,曾因種咖啡挨過批斗,便想讓朱自祥帶頭發展咖啡種植。楊善洲踏進朱自祥的家園,摸著咖啡樹說:“過去,我也沒頂住‘左’的妖風……我看這咖啡樹是搖錢樹。”

  朱自祥一顆懸著的心落了地。楊善洲又說:“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這一項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經濟收入,已提前達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這個典型應該快快推廣。”就在那一年,全國咖啡生產會議現場會在芒寬新光大隊召開。從此,咖啡種植在芒寬得以迅速發展。

  “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都不能損害人民的利益,要多為老百姓辦實事。”這位84歲的老黨員說。

楊善洲的故事:讓農民在知識上翻身

  記者  姜  潔

   

  編者的話:楊善洲一直非常重視教育,他在任期間帶頭捐資辦小學,還創辦了半工半讀的簡易學校,開展掃盲工作。他在1963年人們還吃不飽的情況下就作出決定,全縣教師要以教書育人為重點,不參與支農活動。退休后,他還專門拿出了市里獎勵的10萬元錢捐給保山市一中,資助貧困學生的學業。
  
  走上云南保山街頭,隨便打上一輛出租車,問司機:“您知道楊善洲嗎?”
  “怎么不知道,他是我們原來的老書記,退休以后去施甸種樹,市里獎給他的錢都不要,捐了10萬元給保山一中。我女兒就在保山一中讀書,我是從學校的宣傳欄里看到的!”
  走進保山一中,宣傳欄里的海報已經有點褪色:“2010年5月5日,原中共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同志向保山一中捐款10萬元,用于資助高中部貧困學生完成學業。”旁邊是瘦削矮小的老人手捧巨大捐款牌的照片。
  身邊飛快地跑過幾個中學生,記者隨口叫住一個名叫李佳璇的女孩:“你知道楊善洲嗎?”
  “知道呀,他是我們的老書記,種了好多樹,還給我們學校捐了好多的錢!”清澈的眼眸中流露的是欽佩和仰慕。
  施甸縣原政協副主席計盈告訴記者,楊善洲捐資助學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就一直十分重視教育事業:“過去,姚關陡坡村的孩子讀書要到十幾公里外的清平洞小學。孩子們夜里四五點鐘就起床,帶一包冷飯,走兩個小時的山路去上學,下午3點多又趕著回家,每次上學都要走四五個小時。特別是冬天,伸手不見五指的,一路摸黑到學校很危險,這個問題怎么辦?1960年,我在施甸區姚關清平洞小學任校長,時任保山縣委副書記的楊善洲專程找到我,研究解決陡坡村學生的入學難問題。我建議在村上辦一所民辦學校,他立馬拍板同意,回到陡坡村后帶頭捐資,鄉親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建成了一所簡陋的民辦小學。”
  上世紀60年代初,在實際教學中過分強調勞動教學,教學任務無法完成,學生成績急劇下降,整個教育處于混亂之中。1963年,施甸縣人民吃不飽,生活十分困難,在工作人員紛紛走出機關、大規模支農之時,楊善洲作出了一個決定:要求全縣教師要以教書育人為重點,不參與支農活動。已經75歲高齡的保山農校退休教師線東華回憶起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幕,感慨地說:“楊書記這么重視教育,令我們非常感動。大家都暗自下決心,一定要教好書、育好人,才對得起他的良苦用心!”
  當時,許多貧困家庭都存在這樣的思想:“我們連飯都吃不飽,還讀什么書?”楊善洲卻不這么認為。他從十分有限的財政中拿出經費設立了助學金,幫助貧困子女讀書,每人每年補助2元,很多學生靠這筆助學金完成了學業。當年接受學校資助的學生,現在已是白發蒼蒼的老爺爺和老奶奶了。一提到楊善洲,他們都滿懷感動地說:“要不是老書記設立的助學金,我們的書早就讀不下去了!”據統計,他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期間,施甸縣的小學由191所增至1132所,教職工由420人增至1169人,畢業生由360人增至1123人。
  上世紀60年代,施甸有80%的群眾都是文盲。楊善洲打定主意:“要讓農民在知識上翻身!”他積極創辦半工半讀的簡易學校,還開辦了16所農業學校,并大規模開展掃盲運動。他專門走到田間地頭,向群眾宣傳文化知識的重要性,激發群眾的學習熱情:“舊社會,只有富人家的子女才能讀書。新社會,共產黨讓群眾讀書,就是為了掌握好槍桿子、印把子、錢柜子,真正當家作主。”許多參加過掃盲學習班的群眾深有感觸地說:“一開始,我連斗大的字也不認得。參加了掃盲班,學會寫名字、查字典、讀報和記簡單賬簿,收獲不小呢!”據統計,共有1400名群眾通過掃盲學習班脫盲。
  時光荏苒,但楊善洲對教育的支持和關心卻絲毫未減。2010年,當他決定把保山市委、市政府獎勵給他的20萬元獎金中的一半捐給保山一中時,消息震動了整個保山城。他把錢捐出來,讓更多的孩子可以讀上書、讀好書;他把愛的種子撒向下一代,種下桃李收獲一片芬芳。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楊善洲 常算民心大賬

  記者 姜潔

  編者的話:在一般人眼里,領導干部下鄉吃飯忘記付賬,是件再小不過的事了,可楊善洲卻不這么認為。“不欠群眾一分錢”的觀念,牢牢貫穿了楊善洲的一生。在他心目中,領導干部絕對不能搞特殊化,不僅要算飯費那幾塊錢的小賬,更需要算的是共產黨員的作風賬。
  
  關于楊善洲花路費結飯費的故事,一直在云南保山廣泛流傳。
  那是1984年的夏天,楊善洲帶著駕駛員和秘書蘇加祥一起到龍陵下鄉,晚上縣委書記汪金耀在縣委機關招待他們吃飯,吃的是一碗蘿卜燉排骨、一碗蒜苗炒蘿卜和一碗白菜。吃完飯,蘇加祥去結賬時,汪金耀說:“不用結了,我請客。”看到汪金耀一臉誠意,蘇加祥就再沒堅持。
  第二天,三人坐車翻過高黎貢山,驅車60多公里,來到潞江壩的惠通橋。天氣炎熱,三人下車找水喝。楊善洲拿著杯子,順口問道:“小蘇,昨天的伙食費多少錢?”蘇加祥說:“6塊5毛錢。”
  楊善洲從兜里掏出6塊5毛錢給蘇加祥。蘇加祥說:“汪書記堅持要結賬,所以我沒付錢。”
  楊善洲聽了沒吭聲。過了一會兒,他對駕駛員說:“徐師傅,給小蘇買張去龍陵的公共汽車票,讓他回去把伙食費交了。”
  天色已晚,蘇加祥坐上回龍陵的車已經是晚上7點鐘,到龍陵縣城已經晚上10點了。他連夜找到了汪金耀,把6塊5毛錢交到他手上。汪金耀拿著錢,感嘆地說:“這個楊書記,做事情真是太頂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第二天中午,楊善洲見到了付賬歸來的蘇加祥。“賬結了吧?”蘇加祥有點想不通地說:“結了。書記,伙食費才6塊5毛錢,可來回的路費就花了22塊錢,住宿又花了10塊錢,是伙食費的好幾倍,多不劃算啊!”
  楊善洲語重心長地說:“小蘇,賬不能這樣算!我們下鄉,這里吃一頓、那里吃一頓,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最后這些賬還不是攤到老百姓的頭上?這個風氣千萬不能開頭啊!”
  多次采訪楊善洲先進事跡的云南日報社記者程三娟說起了楊善洲早年的一段經歷。那是1952年,楊善洲在保山縣六區(施甸)區委工作,任土改小組長。他在西南鄉石頭寨住了半年多,吃住在當地的安家和李家。就在回保山培訓的頭天晚上,楊善洲從衣服口袋里掏出皺巴巴的一堆毛票遞給老安:“安大爹,這是這個月的飯錢,1天兩角,30天就是6塊錢。”
  老安從中拿出兩角錢又遞回給他:“楊組長,今天的飯錢就不收了,就當我們為你餞行。”
  “這怎么行,黨教導我們不能拿群眾一針一線。”楊善洲堅決推辭。
  第二天一早送行時,老安遞過來一個紙包。“這紙包里是兩個煮熟的紅薯,給你路上吃。”
  半路,楊善洲掏出紙包,打開卻發現紅薯下面壓了兩張一角的鈔票。
  這兩毛的飯錢一直讓楊善洲惴惴不安。不久,楊善洲到保山培訓期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時,主動向組織上匯報了這件事,組織上嚴厲批評了他,要他作檢討并送回這兩毛錢的飯錢。培訓結束后,楊善洲被調到了第五區席子公社(今甸陽沙壩腳村委會)工作。到席子公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石頭寨去給老安家送兩毛錢的飯錢。
  席子公社距離石頭寨有近百里的山路。楊善洲一大早出發,趕到石頭寨時已經是深夜。為了不打擾已經入睡的老安一家,他蜷縮在安家門口的草垛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楊組長!你咋個會在這睡覺?趕緊進家!”老安的驚呼讓楊善洲醒了過來。楊善洲趕緊從包里拿出兩毛錢:“這飯錢你們一定要收下,不然組織上就要處分我、開除我!”
  因為擔心楊善洲同志受處分、被開除,老安收下了這兩毛錢。
  從那以后,楊善洲一直堅持不欠群眾一分錢,每當有人認為結飯錢是件小事的時候,他總是堅定地回答:“共產黨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當白吃干部,那樣做會失掉民心!”
  看上去付的是不起眼的幾毛錢、幾塊錢的小賬,守住的卻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工作作風;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幾件小事,卻讓楊善洲在群眾心中樹立起了兩袖清風、清正廉潔的高大形象。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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